一位居住在瑞典的维吾尔人苦苦牵挂着她在家乡的侄儿和外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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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无法与亲人取得联系，阿米娜木·乌斯曼（Aminem Osman）都不知道她的妹妹是否还活着。阿米娜木唯一知道的是，妹妹被判处了15年的刑期，而她的四个孩子要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孤零零地长大。哥哥家的孩子们也陷入了相同处境——他们的父亲被判20年监禁。家人被判处长期监禁，加上难以与其他亲属取得联系，这是大部分维吾尔侨民如今共同承受的普遍经历之一。
阿米娜木（48岁）最初来自阿克苏地区的柯坪县，不过早在2003年就和她的家庭搬往瑞典生活。她来自一个大家族，父亲曾是银行职员，母亲则是家庭主妇，二人共同养育了十二个孩子。
「在我们的家里，一直是既重视信仰又重视科学，并且一直努力做好人、做好公民，」阿米娜木回忆道，「我们为自身的文化感到自豪，但从未参与过政治。我们总是觉得当局似乎格外注意我们，不过同时也感到被认可，能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。比如我父亲在退休后受到了银行的返聘，希望他能够再工作几年。」
当阿米娜木刚刚来到瑞典时，网络电话 Skype 刚刚兴起，并逐渐成为她与阿克苏的家人常用的联系方式。网络电话既便宜又操作简单，阿米娜木几乎天天都会和家里人聊天，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然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就像其他许多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一样，阿米娜木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奇怪又痛苦的漩涡：亲人们突然叫她不要再联络家里。
「从2016年开始，接电话的人就只剩我妈妈了。妈妈只是说，其他人都很忙，忙着参加政治思想会议和升旗仪式。在同一时间，我开始听说我的姐姐不得不将她的长裙剪短，并且焚烧了古兰经。被迫销毁的物件中，也包括许多可能被理解为体现穆斯林身份的维吾尔文书籍和服饰，比如长裙和头巾。」
阿米娜木于2017年得知她的妹妹哈瓦罕·乌斯曼（Hawahan Osman，37岁）遭到了监禁。她试着向母亲询问发生了什么，母亲却直截了当地让她不要谈这个话题。
「『什么也别说了』，」阿米娜木回忆起她母亲的哀求，「『只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也别再联系家里了。我们没事。』」
后来，阿米娜木的兄弟接过了电话并冲着她大吼，质问她为何在与家里打电话。阿米娜木在两周之后再次尝试与家里联系，这次却没有接通。她尝试联系其他亲人，同样无人接听。
「这段经历真的是非常痛苦。我太焦虑了，完全无法入睡，要吃药才能缓解我的精神状况。但我知道为了我的孩子们，我必须要振作起来。」
一段时间之后，她间接得知自己的弟弟依布拉音（Ibrahim）和哥哥艾尔希丁也双双被抓，并被送进了再教育营。当向信息源问起依布拉音的消息时，对方告诉阿米娜木，她弟弟「外出打工去了」，她知道这是委婉指代再教育营的说法，身处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所使用的类似委婉语还有很多。
有大概两年时间，阿米娜木与家里完全失去联系。直到2020年2月，她用丈夫旧手机通讯录里的一个号码突然联系上了一位姐妹。她得到的消息很糟糕：他们兄弟姐妹们曾在柯坪县共同居住的家如今已经废弃。
「她告诉我，妈妈和弟弟现在与她一起生活在乌鲁木齐。由此我觉得依布拉音已经从再教育营释放了。但我感觉他并没有完全脱离监管，听她拐弯抹角的回应，我怀疑他是在做某种强迫劳役。」
空置房屋有时候是全家人都被拘禁的直接后果，也可能是国家推动的搬迁运动的结果。官方将其盛赞为「扶贫」的关键步骤，但被一些海外团体批评为另一种控制和同化的手段。拆除传统维吾尔族房屋、街区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，有许多被记录在案。
有关阿米娜木其他兄弟姐妹的消息则更加糟糕。
「我在和她视频通话时问起妹妹哈瓦罕，她给我看了哈瓦罕小儿子的照片，孩子那个时候大概六岁吧。她先是说，『他的母亲能回家时，他就十七岁了。』然后她又指着艾尔希丁当时也是六岁的小儿子，对我说，『他的父亲能回家时，他就二十一岁了』。我就是这样知道妹妹大概被判了15年、哥哥被判了大概19年刑期的，那时他们被带去关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我的哥哥有七个孩子，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下落。我哥哥的妻子也被判处了长期监禁，我认为他们被判刑的理由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，因为他们比规定的多要了四个孩子。」
违反计生政策曾经是通过罚款就能解决的问题，在近几年却迅速成为了拘禁的众多理由之一。阿米娜木怀疑，妹妹哈瓦罕被捕的理由也是超生，此外哈瓦罕的丈夫还曾经出国旅游。
「但这些都是借口，」她说，「事实上，他们成为目标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。他们没有做过任何该被这样残酷惩罚的事情。哈瓦罕有四个孩子，我听说其中两个被当局送去了寄宿学校。」
其他两个孩子眼下和阿米娜木的母亲与另一位妹妹生活在一起。4 月，阿米娜木从她们那里看到了一条令人心碎的消息。
「我的妹妹给我发了一张关于哈瓦罕儿子的朋友圈截图，并告诉我穆海麦德说他想带上纸笔，这样就能记下母亲的话了，同时还发了一个心碎的表情。在中国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一年通常只能得到一次探监的机会，所以我以为哈瓦罕的孩子们也许已经探望过她了。于是我回消息问，『孩子们见到她了吗？』但我的妹妹只是给我回复了三个哭泣的表情。这让我感到十分恐慌，于是我接着问，『她还活着吗？和我说实话！』她又给我回复了一串哭泣的表情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说她已经死了，还是说她还活着，但她们没能见到她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为她的孩子们感到非常难过。」
*注：维吾尔文姓名系音译，官方证件的汉字写法或有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