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是刘玉良的第一人称叙述。他毕业于新疆大学国际政治硕士研究生专业，曾在石河子市的社会保险管理局就职，后来在公路管理局工作。后者经常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和田的村庄参与“访惠聚”工作，刘玉良也被选中，派往墨玉县喀尔赛镇的一个村庄担任扶贫干部。
我们已经能够独立验证刘玉良的身份和背景。尽管目前无法独立证实他叙述的具体细节，但这些内容与我们掌握的其他所有信息一致，我们专业判断其叙述是真实的。因此，这篇叙述提供了一个来自体制内部人士对南疆地区2018-2019年（也就是说大规模拘禁的高峰期）的重要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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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，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被正式提出，新疆上下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本质上称得上是“大清洗”的社会运动。南疆地区，大量维吾尔人被抓捕、被送往当局称之为“教育培训中心”的集中营进行思想改造。无数家庭、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被迫骨肉分离。
我所在尕孜艾格勒村，属于当地靠近镇中心较大规模的行政村。全村人口数我已记不清，可能在两千馀人，我们就驻扎在村委大院裡。工作队一共七名干部，一名正处级干部担任村第一书记。驻村工作主要就是两条线，一条线综治，为维稳，一条线扶贫，为经济。综治为主，扶贫为辅。虽然当局声称两项工作同等重要，但是扶贫工作显然不如“抓人、整人”重要。
综治工作任务繁重，要对每一位村民进行身份甄别、贴上标籤，进行分类管理。印象当中，针对存在问题的村民，一共有七个分类。综治主要由驻村第一书记主持，村书记/村主任辅助，工作队综治专干和村委治保主任具体执行。最繁忙的时候，要每晚开会，讨论问题村民的过往问题。也是在这些会议中，问题村民们被决定上报立案或是送培。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本就是一种“见不得光”的行为，所以各个村都不约而同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干部排除在外。
每次会议结束后，他们会把拟定名单逐级上报至县一级政法部门等待批准。过程中没有任何司法部门的审判、举证，仅仅凭著村干部们在会议讨论中记录下来的言语片段，比如某某某哪一年在地头说了共产党的坏话、某某某哪一年在哪裡参加了地下宗教班等等。显然，这些言语片段，经不起任何司法检验。
接下来就是抓捕或送培。抓捕经常会发生。有的时候是在村委会大院裡的村民大会上。村民们几乎每天都会被以各种名义召集在村委会大院裡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、老人或孩童，只要有需要，召集通知会通过遍佈全村各个角落的喇叭准确送达。当局酷爱在会议中上演抓人的把戏，以制造恐惧、威慑人心。我亲身经历过三到四次这样的抓捕。
一次是在镇上凌晨左右召开的会议上，当全镇工作队和村委工作人员到齐后，镇书记用威胁的口吻要求所有人员关闭手机，不得拍照。一片死寂压抑中，隐约听到铁鍊摩擦水磨石地板的声音从一楼传来，越来越清晰刺耳。只见两名背著防暴刺的警务人员，押著一名蒙著黑色头罩的红衣女士，进入会议室。女士胸前可见几枚清晰的脚印，女士被反扣双臂、按著头颅，上半身与下半身呈九十度，令人毛骨悚然、永生难忘。
而这名身著红色外套的女士犯了什麽罪呢？镇党委书记一本正经介绍说，她作为镇干部，在“访惠聚”工作中，在村民家中做礼拜，被村民举报，现被立案逮捕。宪法中明确规定，公民有信教的自由，也有不信教的自由，做礼拜是穆斯林必修功课，这种明目张胆违反法律、违反常理的抓捕，时常发生。
当局并聘请国内科技公司，开发了各式各样的电脑程序或手机应用，加上遍佈大街小巷的监控、卡点，能够做到密切掌握每一位维吾尔人的行踪，并对重点人员行踪做到即时响应，整个新疆宛如一座露天监狱。正如时任墨玉县县委书记在某次全县电视电话会议上所说，新疆没有秘密，全国最先进的设备都在这裡。
再来说说所谓的“教育培训”工作。这项工作是我对共产党失望的开始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压根不是所谓的学校，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狱、集中营，是监狱人满为患的补充，用来关押那些够不上刑事罪名、但又有必要进行镇压的人。如果是学校，那为什麽要有电网、铁网？为什麽要有禁闭室？为什麽要有警卫？
在全疆监狱人满为患、装不下更多犯人的情况下，很多人被送往这裡，接受审查。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，送到这裡意味杳无音讯。当局会以“争取早日回家”为诱饵，鼓励“学员”们提供信息、甚至相互举报。以至于一些人，在抵达这裡后，被举报发现‘’严重‘’的罪名，从“送培”变成了“收押”。
大多数人，都会在这裡度过至少两年的时间，这期间不被允许跟家人联繫、更不被准许回家。里面的生活，不得而知，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允许前往教培中心参观访问。但据前往参观访问的队友会来说，里面的维吾尔人面临著虐待、暴力，甚至是死亡。
我被安排过一次送培人员的送培工作，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要送他去教培中心。他叫什麽名字我已经忘记了。但我记得他是村裡的辅警，专门协助村裡唯一一名村警开展工作。据说他被送培，是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，被爸爸送去地下学经点学习过（地下学经点：不被政府承认的阿訇所开办的宗教学习班）。
那是在一个晚上，大约十点多了，我正在村民家裡访问，被第一书记以重要工作为由电话叫回。回到村委，大家都在院子裡谈论著什麽，气氛却莫名压抑和悲伤。第一书记安排我上了工作车，透过车窗，我看到了那个被送培的男子和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怀有身孕，哭得很伤心，男子也是很难过，他们在道别。我想这恐怕是辅警才能享有的道别特权吧，因为大多数送培都是在夜裡悄悄完成的，一觉醒来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村子裡又少了谁。
分别结束后，男子上了车，随后又上来两名彪形大汉，把他“保护”起来。我们的车辆行驶在前往县城的路上。午夜的南疆乡村道路，车辆并不多，但却大多开往同一个方向，因为这些车上乘坐的都是当晚各村被“送培”的人员。我们的车辆也顺著别的车辆，在路边依次停下。路边停著一辆接一辆的绿色公交车，这些车是县城裡才有的公交车。来来往往、上车下车的人，打破了这夜的寂静。每辆车上都坐满了人，他们都是即将送往教培中心的人，有男人、也有女人，有老人、也有青年。
这一刻，我内心深处被深深触动。当局一再声称，送培是去极端化的重要举措。我不禁想问，既然是好事，为什麽要在午夜进行？ 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一次深夜去村民家探访回来的路上，一名妇女突然为什麽要从村口跑出来，对著驶离的绿色公车挥别落泪，因为那可能也是一辆开往教培中心的车。
送培，本质上是一种‘’非法自由刑‘’，未经任何司法审判、没有任何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。被送往教培中心究竟有多少人我不得而知，但我相信，在南疆四地州的土地上，这悲剧每晚都在上演，无数的家庭被打破原有的宁静，支离破碎、甚至是生死离别。因为这一别，对一些家庭来说，就是最后一别。
关于扶贫工作，因为我是扶贫专干，所以简单介绍一下我对扶贫工作的感受。大多数时候，我的工作就是在制作和报送各种表格，围绕“数据和数字‘’展开，以应付各级检查。当局认为，一轮又一轮的数据摸排和报送，可以达到去粗取精、八九不离十的效果。
至于扶贫资金，人人都想分一杯羹。中央的拨款，经过层层下发，到了村一级，基本是杯水车薪、所剩无几。共产党体制下的贪腐，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。党员干部们，一面喊著反腐倡廉，一面搞钱不手软。最简单的腐败便是，工作队生活经费每年二十馀万元，扶贫资金三十馀万元，工作队领导们会通过勾结当地物资供应商多报虚报的方式，年末对资金进行瓜分。
至于各类专项扶贫资金，通过工程腐败、文字游戏等手段，三五两下便被领导们据为己有。比如，国家有下拨扶贫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牛羊等牲畜发放给村民。我经历的事情是这样的。镇上首先会联繫相关商人对牛羊进行统一採购，其中低价值的羊羔会发送到相关农户手里。而高达两万馀元人民币一头的牛犊，则会以村民不懂养殖为藉口，强迫农户接受交由供应商寄养。此种模式下，村民们一不懂汉语、二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，最后只能被迫接受，不了了之。实际上这便剥夺了农户对牛儿的所有权。总之，各种贪腐方式、手段层出不穷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关于强迫劳动，2021年，特朗普政府认定新疆地区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、强迫劳动的行为。我在新疆学习工作生活十余年，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学习、就业、生活等方面面临全面的歧视，我体会深刻。我参加过很多招聘考试，我所经历的2015年新疆地方公务员招聘考试和建设兵团公务员招聘考试，差不多有两万七八千个岗位，这其中维吾尔人面对大多数岗位，没有任何竞争力，因为他们的母语非汉语，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第二环节，就很难。官方招聘尚且如此，更别说大量的社会招聘了，大多数企业都会明确拒绝维吾尔人。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，虽然人口数量上，佔据新疆人口的大多数。但掌握新疆社会、经济资源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汉族。
所在当局在意识到贫穷可能是新疆社会稳定面临挑战的原因的时候，便试图通过行政手段，强迫企业接收维吾尔人工作。所以，便有了大量维吾尔人被当局组织前往北疆、内地参加劳动。这通常会由一到两人带队，负责对务工人员的监视和管理。在一些接收维吾尔人工人的企业裡，维吾尔人被单独安排食宿，并被领队告知不要和当地人接触，不要回答关于新疆目前情势的问题。
外出务工表面上看，给维吾尔人带来了收入。但是，又有谁关心过这种模式所造成的夫妻异地、亲子教育等问题呢？如果能有更好的资源，谁又不愿意自主选择就业、就近就业呢？被组织参加就业，本身就是一种强迫。
参加驻村工作，恐怕是我人生当中做出的最具有意义的选择。虽然这种选择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转折，让我和我的家人、亲人从此深陷麻烦，甚至是牢狱之灾的威胁。疫情三年，反反覆覆的封锁封控，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，甚至公检法三部门一起践踏法律尊严，联合发文对不愿意做核酸的居民进行威胁恐吓。中华大地上，成片成片的商家店舖歇业关门，警务站点却越建越多。我知道新疆的治理模式一定会在全国推广複制，因为共产党需要这样做、独裁者需要这样做。
今天，我坐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园长椅上，我的麻烦和痛苦依然在继续，但我感谢这段经历，因为这段经历也极大丰富了我的人生，让酷爱政治的我，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上，完成了蜕变。可能，这个世界上，不存在任何一种完美的制度。但在比较之下，我相信中国人民值得拥有更好的制度，维吾尔人值得拥有更好的制度。在新制度下，人们不再感到害怕和无助，不再感到压抑和禁锢。